从你写得这几封信中我知道你在那里过得不好，好期待你快点出来，你出来以后不可以再犯错了……
妈妈我好久没有见你了，妈妈你在里面好好改造，我跟妹妹在外面等你出来给我们做嫁衣。
这几封包含爱意和思念，质朴而沉甸甸的信件，会通过一个叫「红苹果公益」的慈善机构，传递给在监狱中服刑的父母。
2006 年，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监狱有 156 万名在押犯，其中 46 万人有未成年子女，占比 30 %，数量超过 60 万。
「红苹果公益」就是一家为服刑人员等特殊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提供教育援助的慈善组织。目前，他们已经累计帮扶了 2000 多名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覆盖全国 451 个县市。
一份刑事判决书下达，它带来的震动，远远不是一场牢狱之灾那么简单。服刑者在为触犯法律付出代价的同时，他们那些还没长大的孩子，在余震之中，也无处可躲。
去年，故事FM 制作人臻怡，跟随「红苹果公益」的社工们，一起在福建省福州市参加了他们的例行走访工作，走进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中，聆听他们的故事。
我们走访的第一户人家，位于福州的农村，孩子的爸爸被判刑，目前爷爷带着孙女，和刚上幼儿园的孙子阿青一起生活。
爷爷：我儿子是被人诈骗的，他去广西投资，投了 18 万，直接被公安抓了，没有多久就判了。
爷爷以前是村干部，为人热情，嗓门很大。阿青却非常内向怕生，看到陌生人，他就会钻进桌子底下，不肯出来。一位社工说，每一次家中有陌生人到来的时候，阿青都会躲在桌子下面。
看到这个场景，我们只好退到门外，等两位社工走到桌子前，俯下身，把阿青哄出来。
在幼儿园，很多小朋友都知道他的爸爸在监狱，所以他没有什么朋友，除了家人，他似乎不信任任何一个人。
社工：是，他打我们，我们就不跟他玩了，没事。我们先不要让自己受伤。先保护好自己对不对？
这是一群非常敏感、脆弱的群体，其实在进入到他们家中之前，社工告知我们：一切有关孩子的信息绝对不能泄露、也尽量不要和孩子们聊父母的案情。
其实对于「红苹果公益」的社工，以及大多数孩子的家长来说，我们的到来是个好消息，他们非常希望他们的困境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这意味着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理解以及更多生活的支持，但是这一切同时也是有风险的，每个人都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给这些敏感无辜的孩子们再次带来伤害。
小景今年 11 岁，皮肤黝黑，身形壮实。和阿青完全相反，小景活泼好动，在福清 40 多度的高温之下，他和弟弟——也就是姑姑的儿子，在满是泥土和杂草的院子里跑来跑去，然后跳绳、玩皮球。他热情地和我介绍了他的生活。
小景：学校有跳绳比赛，但是我没参加。我学习有一点不好。我经常和弟弟一起玩，但是弟弟太调皮了！
时间回到 2014 年的春天，那时小景刚出生二十多天，本该是一家人为刚降临的生命庆祝的时刻，一通来自警方的电话，打破了大家平静喜乐的氛围。
小景姑姑：小景的父亲是在 2014 年 5 月 2 号出的事。我们突然听警察说他杀人了。警察之后告诉我们，杀人后他自己清醒过来了，但是在杀人的那一刻他自己是迷糊的状态。
那时候小景奶奶带着小景去了大外婆家，就是小景奶奶的妈妈家躲了起来。小景妈妈的娘家人冲到我们家，砸我们家东西，被我们隔壁家拦了回去。之后又过来砸了两次。最后他们起诉我们，要求赔偿 60 万，但是我们没有能偿还的经济能力。
其实意识到自己杀害妻子之后，小景的父亲选择了自杀，但是所幸他被抢救了回来。至于出事那天，小景的父母到底闹了什么矛盾，以至于小景的父亲会激动到杀害妻子，我们无从知晓。事已至此，这也已经不是小景的姑姑最关心的问题。
小景姑姑：判决书下来的时候，小景已经有两岁多。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小孩以后怎么办？
我们只能自己抚养，政府帮助我们申请了低保，还有独生子女证等等，凭借这些我们获得了一些补助。
我们的老家很偏僻，这个案件发生之后，消息传遍了我们村和隔壁村，人们会议论纷纷，说，「他们这一家人做了坏事，不应该享受这些待遇。」他们会觉得不公平，来跟我们争执。但是我们也不敢说些什么。
大约 2017 年的时候，小景快上幼儿园的年纪，我们决定将他带到福清。不希望他在老家上学，遭受同学们的歧视或者其他什么。
搬到福清以后，小景跟爷爷奶奶，以及姑姑和她的还未上小学的儿子一起生活，姑姑成为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为了补贴家用，小景的姑姑在超市上班，月收入 3000 多元。而奶奶找了一份打包纸箱的零工，月收入有 2000 多元。因为工作太辛苦，小景奶奶的膝盖磨损严重，不得不通过手术的方式换上了人工膝盖。
小景姑姑：爷爷奶奶路上看到瓶子也会捡回来卖废品。补助的话，一个月有千百块钱。房租水电一个月下来差不多 1000 块钱，平常还有学校里面该花的钱，我儿子幼儿园学费一个学期也要 4000 多块钱。
现在就是马马虎虎，好的时候多花一点，不好就少花一点。小景以后花销越来越大，要存一点钱，小景长大用。
小景姑姑：我结过婚，而且还不止一次，现在离婚了。因为娘家的问题，我的感情一直都不顺。人家说你娘家这样那样，看不起你，毕竟还有一个侄子要养。我脾气也不好，不想让别人对我指指点点，我儿子满月42天的时候，我也离婚了。就搬到这边跟爷爷奶奶一起住了，我儿子就是跟着小景一起长大的。
现在，小景一家五口和原来老家的街坊邻居们基本断了联系，他们住在位于福清城中村的两间老旧平房里。平房被一片荒地包围着，三四百米外的四周，楼房拔地而起，而这里就像一座被遗忘的孤岛。
这是这一带最便宜的房子，一家人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几张桌子，几把塑料椅子等一些必备的简易家具。
虽然生活条件并不是那么好，但是在这里，没有一个邻居了解这家人的故事。大家希望小景可以没有心理负担地长大。
到目前为止，小景一家人从未向小景提及过母亲，也没有告诉他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和小景的接触中，对于自己的父母，小景一个字也没提过。
小景姑姑：我们说他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没有提过更多的细节。事情发生的所有经过他都不知道，所以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子，跟正常小孩子没什么区别。
我们农村讲迷信，在需要祭拜的时候才会带他回去，当天去当天回。因为有一些爱传闲话的人，我们担心他从别人嘴里听到这些事情。而且，他们又不会说很委婉的话，这样会对他造成很大的刺激，可能会引起他自卑或者叛逆的情绪。
小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他心里在想什么呢？ 也许除了小景自己，没人能真正了解。
因为小景父亲的过往相比起大部分服刑人员都要特殊一些，大家都小心翼翼地回避着这个话题，希望可以保护小景的心灵久一点。
其实有不少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家长都像小景姑姑一样，困扰于如何跟孩子开口讲父母的事情。根据红苹果 2018 年对福建 18 所监狱的调研，17922 名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中，近一半可能不知道父母在服刑。而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也只是大人们地推断，我们并不能准确判断孩子内心到底知道多少。
而红苹果机构的发起人林敏明警官告诉我，在我拜访过小景家的一年之后，也就是 2023 年的 5 月，他再一次去了小景家中。
我是林敏明，是福建省司法警察训练总队的民警，同时也是福建省教育援助协会「红苹果公益」的执行长。
我们去福建福清，去入户跟他家里人交流，至少已经有二三十次。现在孩子已经上二年级了，姑姑告诉我孩子一直不知道这种情况。
大概是今年的 5 月，孩子突然说，「我要去监狱。」我问，「去监狱干嘛？」他说，「看爸爸。」
但他并不太了解父亲入狱的原因。考虑到孩子现在还小，关于选择什么时候告诉他爸爸杀害了妈妈这件事，还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心理评估。
我记得我们办公室墙上贴着一个 11 岁小女孩的来信，字迹歪歪扭扭地，但内容却非常细腻，她写到自己在三四岁时，父亲因为偷东西被抓了，但直到现在妈妈还在骗她。她知道有人叫她是小偷的女儿，也会在别人问到爸爸的时候，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妈妈现在也有了新家，有了新的孩子，所以她觉得，妈妈可能不会再把爱放在自己的身上。
6 月份，一个孩子跟我说，他现在已经读初三了。应该是今年二、三月份，他在外面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他的家里人才告诉他真相。那时他非常愤怒，非常崩溃。他说，「你们一直告诉我父亲在国外，但是我没想到我的父亲在监狱里面。我完全可以承受我父亲在监狱，他犯了法这件事，但是我不允许，我不能够承受的是你们骗我，一家人都合起来骗我。」
在后来跟林敏明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小景一家人的故事只是这些家庭的一个小切片，于是我找了个安静的地方，跟他聊起了更多这些年和服刑人员家庭发生的故事。
其实在成立红苹果之前，林敏明经常会参加帮扶贫困山区孩子的活动。2012 年，他在大山里遇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小男孩。当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玩捉迷藏的时候，男孩躲得远远的，一个人默默地掉眼泪。跟村民打听后林敏明得知，这个孩子的父亲因为盗窃入狱，所以其他小朋友都不愿意带他一起玩，他非常得自我封闭。
那个男孩当时的表情让林敏明很触动，作为一名狱警，林敏明觉得自己的身份应该为这些孩子提供便利。所以在回到城里之后，林敏明尝试让在监狱工作的同事，征询了一些服刑人员的意愿，并向他们收集了一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名单，开始了入户走访，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这些孩子的家庭情况。
但是一开始，走访并不像他想象地那么顺利，对帮助带有抵触情绪的，不仅有村民、家长，还有孩子自己。
2013 年，那时候红苹果还只是一个名字，没有办公地点，没有专职人员，没有固定位置，什么都没有。我只是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要做这件事。
一位福建女子监狱的民警提供给我名单之后，我开始了第一次走访。我了解到这个孩子的妈妈是杀人犯，去了福建南平建阳乡下。我没有电话，只有一个地址。
车刚刚停下来，一群村民正在树下乘凉，我们就问，「这个孩子家在哪里？」一群人围过来说，「我们这里是有这个孩子，你去他家干嘛，他妈妈杀人了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到他家里去？我们这里还有很多有困难的家庭，还有其他小孩需要帮助！」
最后，我们找到了当地的小学跟一位老师了解情况。那位老师接纳了我们，叫了孩子一起跟我们聊天。孩子还带我们去了他家，进行进一步的家访。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孩子的爷爷当时就在附近。他看到我们去到学校，又去找到孩子。他告诉我的第一句就是「我们家里没有这个人，你来干什么？他进了监狱，跟我们家里没有任何关系，你们不要来我家里！」就把我们赶了出来。爷爷可能也觉得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还有一次，在龙城监狱有一位服刑人员向我申请帮助。我们给她家里人打电话，一打电话就被挂断了，这样重复了好几次。后来一接通，我就说了孩子的名字、年级和年龄，是孩子在监狱服刑的妈妈让我们来看看他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接电话的孩子爸爸却告诉我，「我和他妈妈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不希望孩子与她有任何接触，对不起。」随即挂了电话，不接受我们的帮扶。
刚开始我会穿着制服入户走访。我有一次去莆田，有一家有两个孩子。当孩子们远远地看到我时，眼睛就瞪得大大的，躲到了妈妈背后。一个孩子抱住妈妈的左腿，另一个孩子抱住妈妈的右腿，他们伸出脑袋看着我们，看上去特别的恐惧。
他们的妈妈告诉我，「他们知道你今天要来，还知道你是一个警察，所以非常害怕。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爸爸被抓的整个过程，警察开着警车过来直接停到我们家门口，把他爸爸带走了。后来，只要他们看到警察，就非常害怕，还会全身发抖。」
我记得当时，我随手在家里找到了一些玩偶，觉得用这些玩偶来接触孩子可以拉近距离。从那以后，我身上就常常别着一个小熊玩偶，这成了我的一个标志。所以，当地的孩子们开始叫我「熊熊叔叔」。
在当时，如何去帮助这个群体，官方和民间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手册，这一块几乎是空白的。在慢慢摸索的过程中，林敏明和机构的其他小伙伴总结出一套帮扶经验，他们有一份「困境孩子评估表」，填写内容包括家庭经济情况、亲子关系、孩子成长需求等等，这让他们可以更有针对性地为孩子们提供分类帮扶。
据司法部 2006 年的调研，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面临的家庭经济贫困和辍学现象很严重，部分孩子在外流浪乞讨。其中 94.8%的孩子从未接受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整体生存情况很不乐观。当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入狱之后，大部分家庭的经济来源会被切断，所以他们需要补助。
2019 年国家政策出来以后，「事实无人抚养」的孩子的抚养费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事实无人抚养」的孩子可能分为两类：一类是父母双方都进了监狱；另一类是一方进了监狱，一方死亡或失踪。这种情况每个月可以拿到 1400 多块钱。
我们去到福建的林德，一个家庭中，孩子的爸爸进了监狱，妈妈已经离家出走差不多有五年了。据说他妈妈又重新组建了家庭，跟孩子没有了任何联系，孩子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我们去的时候奶奶已经 73 岁，爷爷 76 岁，两人都患有高血压。我们去他家里的时候，爷爷卧床不起，奶奶是硬撑着起来跟我们聊天的。
虽然非常贫困，但是那个孩子的情况不属于「事实无人抚养」，因为实际上他妈妈还是对他有抚养权的，但是谁也找不到他妈妈。像这样的家庭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只能是我们给他一些经济补助，让他们能够继续生活下去。
虽然大环境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但是林敏明利用自己的身份，想尽办法动员各个部门，弥补实际问题的缺口，2022 年，福建省 10 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关爱保护工作」文件，这份地方文件不再只局限于「事实无人抚养」这类群体，而是将所有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纳入了政策范围，它让大部分生活在福建省的孩子的贫困问题得到了缓解。
然而在林敏明更加深入了解这些孩子之后，他发现，除了贫困，很多孩子要面对的第二个难题，就是户口。
根据红苹果公益的统计，没有户口的孩子大约占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 13%之多，在经济和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帮助他们解决黑户问题特别不容易，有的孩子没有出生证、有的孩子在还未出生或者刚出生不久的时候父母就被羁押了，而有的孩子的父母根本没有结婚。要解决户口问题，需要找鉴定机构，然后到监狱跟父母做亲子鉴定。但是大部分服刑人员子女都是由年事已高的老人抚养，他们根本弄不清如何复杂的手续，所以事情一般都只能一拖再拖。
在我们所解决的四十多个孩子中，实际上有十多个孩子在上一年级时就需要身份证，不仅是家长着急，有时候孩子自己也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们有一个南平建瓯的孩子，他问妈妈，「隔壁邻居的小孩都可以去上学，为什么我不能去上学？」他妈妈就告诉他，「因为你没有户口，就上不了学。」 孩子问，「为什么就我没有户口？为什么他们都可以去上学我却不能？」说着说着，孩子哭了起来。
福建漳州的一个家庭让我印象很深刻，妈妈照顾着5 个孩子，这 5 个孩子都没有身份证。这里存在许多问题，他们也属于「事实无人抚养」的情况，需要通过鉴定才能办理户口。因为孩子的妈妈来自越南，原来是父亲从越南把她买回来的，她过来以后一直没有户口。那如果没有身份的话，在社会上就是一个「黑人」。
孩子妈妈不懂应该怎样找鉴定机构，也不懂如何去公安系统办理手续。就需要我们帮她梳理。另外，5 个孩子办理户口差不多要一两万元，并不是个小数目，我们只好通过募捐的方式去帮她解决钱的问题。
因为这些孩子没有户口，火车、高铁都不能坐，现在每一个程序都需要拿出身份证，很不方便。所以我们就从漳州雇了一个面包车，把他们一家人拉到福州。
最后我们把他们送到监狱里，每个人都做了亲子鉴定。当时亲子鉴定的结果还没出，只是抽完了血。
我记得在龙城监狱帮服刑人员和孩子做亲子鉴定的时候，一个爷爷带着一个孙子，爷爷说，「我一辈子最想做的事就是让我的孙子有户口。」前两年他身体不好，他就在心里想，我一定要在死之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今天真的是如愿以偿了。
在帮助孩子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和户口的问题之后，林敏明发现，光是帮助这些孩子解决实际的生活问题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最难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孩子们的心理问题。
红苹果 2018 年的一次调研，发现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中，有超过 1/5 存在网瘾、烟瘾、酒瘾等不良嗜好，而存在心理问题的孩子更多，约占总数的 30%。导致这些心理问题的原因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负面的社会标签，缺少陪伴和长期被边缘化等因素都息息相关。
林敏明永远都忘不了，2014 年他去泉州入户走访的时候，遇见的那个小男孩。
个子小小的、瘦瘦的，脸上也脏兮兮的，还是穿着那种蓝色的比较旧的衣服。生活上全是靠他奶奶。奶奶就在村里收废品，房子到处堆的都是废品。
当我说，「你在学校里感觉怎么样，你跟谁玩得比较好一些？」在旁边看着我们的邻居跟我说，「他在学校里都是被人家欺负。」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孩子应该是因为经常被欺负所以比较自闭。邻居又说，「你把他身上的衣服翻起来看一下。」
我看到的时候真的非常难以接受，这么小的孩子要承担这样的家庭遭遇，还会被同学欺负。
我告诉他，「没关系，你可以告诉你的同学，以后不能再欺负你了，如果再有人欺负你，你会采取自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你可以告诉老师，老师会去和那些孩子交流，要让老师知道你在学校里被欺负了。如果有人打你，你可以适当的防卫，用手去防御，站起来，表现出你的愤怒！」
我第二次再去他家里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没有人欺负你？」他说没有了。我就告诉他，「没有人欺负你的时候，你也不能去欺负别人，你知道被欺负是什么感觉，别人也会有这种感受。」庆幸的是，这个孩子已经开始会笑了。
其实在监狱里服刑的人不都是十恶不赦的。比如在南平建阳有一个服刑人员，因为山上的两棵树影响到了他家的菜园，他就将两棵树挖了出来。但是没想到那是一种名贵的树，后来他被人举报，进了监狱。这种实际上只是不懂法而已，他未必是坏人。但是对他的孩子来说，家长进了监狱，他就一定会带上「犯人的孩子」这样的标签。
我们 2012 年、2013 年做这件事的时候，对于家里没有生活费的，我们就是给钱，但慢慢做久了，发现孩子最需要的，其实还有心理支持。
我教给那个男孩如何保护自己的事情，可能本该由孩子的父母教给他。但是父爱和母爱的缺失让他一直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也让他缺少了和其他人沟通的渠道，如果让这个状态持续下去，没人能预测孩子的心理问题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但是有这个问题的孩子数量庞大，红苹果机构的社工数量又十分有限，我们无法照顾到每一个孩子的心理需求，那么谁最有可能代替父母的陪伴呢？我开始尝试去推动一个项目。
因为我们毕竟是义工，陪伴的时间还是很有限的。所以就想请老师们一起做陪伴这件事。毕竟上学期间孩子们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学校。
我觉得一周可以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跟孩子们进行沟通，可以去聊他们家庭的生活、聊孩子课余时间的活动情况、聊学习等等。不管不问孩子就会自暴自弃，最重要的是让孩子感受到他们是有人重视，有人陪伴的。因为数据表明，这种家庭的孩子犯罪率是高于一般家庭的，他们能够顺利地、健康地成长，以后就不会走向犯罪的道路。
我们当时通过家长，了解到班主任的姓名、电话。之后我们去跟老师交流。每个家长都愿意积极地提供，不知道的也会去帮忙打听。收集到了差不多 100 个老师的信息。最后有 5 位老师跟我们一起做成了这个事情。
有老师觉得没有必要专门为了一个孩子来进行陪伴。所有的孩子都需要陪伴，所有的孩子都需要一视同仁。我想老师的这句话也是对的。除了服刑人员的孩子，还有留守儿童等等。如果每个孩子都有特殊需求，老师的时间分配就会是一个问题。
我发现事实上孩子缺少亲情陪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有再高深、再权威的老师也只是起一个辅助性的作用，根基还是在父母身上。孩子会一直想见到父母，一直想跟父母进行沟通。
现在监狱大部分亲情见面的时候还是隔着玻璃，双方拿着电话进行沟通。对孩子来说也仅仅是见了父母一面。
就这样，林敏明和他的团队，想出了另一个方法，去尽可能弥补孩子们缺失的亲情需求。
从 2014 年开始，红苹果其实就开始在监狱中举办亲情见面的活动了，它可以让孩子们和他们正在服刑的父母见面、围坐在一起聊家常、甚至是拥抱、亲吻。
林敏明司法警察训练总队教官的这个身份，让他得以在高墙内外建立一种特殊地联结，让孩子们和服刑人员可以最近距离的感受彼此。很多紧张的家庭关系得以在这里有所缓解。他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和正在服刑的父母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机会，尽可能弥补孩子在亲情方面的需求，从而减少孩子的心理问题。
我记得在见面会上曾经有一个 15 岁的小女孩，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有点小太妹的感觉，跟她讲什么好像都蛮不在乎。我刚好坐在她边上，她弟弟也在她旁边。弟弟在她背后轻轻拍了一下，她就甩了弟弟一巴掌，骂了一句脏话。我亲眼目睹了这个过程。之后她就拿着手机一直在玩。
后面我也跟她交流了一下，但是无论我们问她什么，那个孩子都不回答，态度非常冷淡。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个女孩实际上已经有 8 年没有见到她的父亲了，对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虽然可以去探望和打电话，但因为家里的各种原因，她始终没有机会见到他。
我们把服刑的父亲叫了上来，这个小女孩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还笑嘻嘻得，好像满不在乎。
但一到台上，她父亲看着她，她的眼泪就开始不停地往外掉，然后紧紧抱着她的父亲，久久不放开。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很多孩子的表现，只是外在的表现。青春期的孩子往往给人一种若无其事的感觉，但是他们还是需要父亲和母亲的爱的。他们需要感觉到，「我不是没有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一直都在。」
在交流的时候孩子就告诉我，「我希望我爸爸跟其他孩子的爸爸一样，可以送我上学，接我放学。」他们的需求很简单。
另一方面，服刑人员是非常孤单的。我曾采访过一名服刑人员，他跟我说，「我以前在外面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朋友，但是自从我进来以后，这些朋友都已经远离了我。现在只有父母会挂念我，孩子会想我。我不会想其他的事情，就是想我的爸妈，我的孩子，我的妻子。」
我记得我们在泉州监狱开展亲情见面会活动的时候，我们心理学导师设置了一个活动，是爸爸们需要背着年龄比较小的孩子，穿过一条崎岖的弯路。
活动快结束的时候，突然一位服刑人员举起手来，他说，「我能不能也背背我的孩子。」我们就一下子很诧异，因为他的孩子已经 15 岁了，个子很高很壮，我们觉得他背不起来。
那位服刑人员告诉我，他已经 12 年没见过他的孩子了，孩子 3 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进了监狱，12 年从来没有机会背背他，有一种很深的对孩子的愧疚感。
没想到他背起自己孩子的时候看起来很轻松。顺着我们设置的障碍，背着孩子走了一遍又一遍，紧紧抱着孩子的大腿，久久不肯放下来。
为期半天的见面会往往都会在一片抽泣声和笑声之中结束，而这场见面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励服刑人员改造，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治愈孩子们的内心，其实我们并不能说得很清楚，有些孩子在见面会的整个过程中，其实对服刑中的父母始终带有抵触的情绪。林敏明也承认，对于这些孩子，他们能做的其实也很有限。大环境在短期内是无法轻易被改变的，贫困、标签化、心理阴影这些问题，可能还会存在很久。但是他们已经把想得到的都做了。
在聊天的过程中，林敏明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一道高墙阻隔的应该是罪恶，而不是一个纯洁美好的未来。